第141期(102年4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發行
│發行人:劉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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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   不必然是國家經濟發展負向因素....林建山

 

  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和國際長青協會(Help Age International)在2012年10月1日「國際老人日」共同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出,「人口高齡化」(aging population)很快就要成為全球普遍面對的一般問題了,現在擁有大量年輕勞動人口的開發中國家,不久之後也將很快背負老年人口所帶來的沉重壓力,因此,報告呼籲各國政府必須加緊致力因應人口高齡化,尤其是開發中國家。

人口高齡化對全球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重大效應

  人口高齡化現象可謂是前所未有的,在人類歷史上鮮有發生過的世界性議題,而現在全球所發生的問題是:老年人口(60歲以上)所占比例的增加,是同步伴隨著年輕人口(15歲以下)所占比例的減少而提高;到2050年,全世界老年人口數目將在歷史上首次超過年輕人口的數目。這種年輕人口和老年人口相對比例的歷史性扭轉現象,其實,早在1998年就已經在較先進的國家社會發生了。

  人口高齡化是深刻的,普遍性的,對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重大的後果和效應,足以影響每1個人,男人、婦女和兒童的1種全球性現象。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普遍性的人口高齡化,將對全世界的經濟成長、儲蓄、投資、消費、勞動力市場供需與就業機會、退休養恤金、財政稅收,以及世代之間的轉接,都會發生重要衝擊;而在社會構面,人口高齡化也將更為深刻的影響到國民保健、醫療照顧、家庭構成組織、生活型態及社會價值觀、居住與遷徙;在政治構面,人口高齡化則會影響到投票模式與人民群體的代表性。

  人口高齡化趨勢,在20世紀是,老年人口的占比持續成長提高,預期在21世紀,這個高升的趨勢現象,還是會繼續存在,甚至於更加惡化:全世界平均的老年人口之社會占比,在1950年是8%,在2000年是10%,預計到了2050年將高達21%以上。

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突破20億人 80%在開發中國家

  聯合國估計,目前全球70億人口中,有8.1億名60歲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每9人就有1人老年人口,預計10年內老年人口將突破10億人,到2050年更將佔全球總人口的1/5、逾20億人。

  日本是現今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國家,約佔總人口30%。聯合國說,到2050年,全球有60多個國家都將與今日的日本一樣;而且未來面對人口高齡化問題的,將不會祇侷限於富裕國家。當然,整個個世界都在迅速高齡化之中,但在高齡化速度上,開發中國家甚至即將扮演領頭羊的角色。聯合國報告指出,目前全球60歲以上人口有2/3是落在開發中國家,2050年時,這個比例將增加到80%;儘管目前這些開發中國家中,有許多現有的年輕勞動人口仍然多於老年人口,但預計在現況下,這些開發中國家所將面臨的挑戰是,多數國家政府都尚嚴重缺乏具體政策與實際行動,可用以提供當前的老年人口之所需支援,更遑論有為2050年作足了準備。

臺灣也將正式邁進「高齡社會」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達到14%是「高齡社會」,若達20%則稱為「超高齡社會」。內政部統計,目前臺灣老年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0.7%,其中嘉義、雲林和澎湖,老年人口超過14%,已達「高齡縣」的標準;這種狀況已然直追甫於2006年超過10%的北歐、中西歐、北美洲、澳洲、紐西蘭,很快也要逼近日本的20.8%水準。

  一個國家人口高齡化速度的判斷標準,是以65歲的人口比率從7%增加到14%的「年數」:瑞典花了85年,美國73年。臺灣在1993年2月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經建會推估,臺灣將在2017年達到14%,成為「高齡社會」,高齡化速度年數約為24年,遠比歐美國家快得多。另一對比是少子化的趨勢數字:臺灣人口成長率(出生率)從3%降到1%,花了30年。估計到了2026年,臺灣65歲以上人口就會高占總人口20%,真正進入「超高齡社會」,即每4到5人當中就有1位老年人口,到了2040年達到30%,2051年更高達37%;同時,高齡人口將於2017年時首度超過兒童人口(15歲以下)所佔的比例(12.72%),預計2051年時,高齡人口將是所有兒童人口的4.7倍,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並存問題,的確已是未來臺灣社會的一大隱憂。

  人口高齡化社會的普遍現象是,整個社會生產力降低、勞動力不夠活躍、老年人口需要更多照顧等問題的深化,而且65歲以上退休的社會受撫養人口占比,必將隨人口高齡化而使問題越發嚴重化;另外,國家社會日益受到民粹壓力而更加著重社會福利照護的情況下,政府得財政收入必須要大幅度的提升,才有可能一直維持在一定的社會福利水準,且在人口高齡化後,退休人口數增多,形成社會支出的重大負擔。

利用外來移民填補國家勞動力不足

  在先進國家社會,有關人口高齡化問題,很早以前就已經受到關注,也早已多所討論了。很多觀察家發現,先進國家的人口高齡化,以及因為少子化造成的國民人口減少與勞動力欠缺問題,多數是藉由從開發中國家引進的移民,而得到有效補充。

  從一些開發中國家,或從所謂有市場風險的風險國家,許多訓練有素的人力,都正朝向先進國家社會積極遷徙之中;比如以德國為例,其本國國民的人口數量是在逐年減少,而總合人口數量卻依然可以保持在8,200萬人水準,主要就是經由「外來高素質移民」來進行補充的。事實上德國的本地國民在未來20到30年間,還會繼續不斷縮減,但可以用外來移民予以平衡。

  當然,這種「用外來移民以平衡國家勞動力不足」的說法,已經遭到許多挑戰批評。批評家都認為,向歐洲大規模輸入的移民,並不一定具備足夠的有利於經濟之特質,多數移民所具備的,卻反而都是與經濟表現不一定有關的人文主義要素;開發中國家所能夠優先提供給類似德國這樣的先進社會的,不一定都是已經訓練有素的可適勞動力,這些移民而來的勞動力人口,一般都並不太容易在先進國家勞動力市場上,公開找得到自己得當的就業位置。

都是「求取補貼」而不是「競爭取得固定勞動報酬」的人口

  以最近的30年時間為例,歐洲移民人數增加了數倍之多,但同期間歐洲地區本身所創造出的勞動力就業機會,卻僅增加了7%-8%而已,此即表示,在這些移入的「新歐洲人」之中,有相當大的數量,都變成「歐洲失業人口」的絕大部份,會有如此結果的產生,其底蘊原因,當然也包括許多移民之移入,原本所秉持的設想就都是,傾向於「求取補貼」而不是「競爭取得固定勞動報酬」而來的人口。這種祇圖「分享福利」的移民,當然祇會對於各移入國家的政府預算和社會保障領域,帶來更大的財政支出壓力,卻不一定會帶給國家社會太大的經濟上之附加價值。

  目前歐洲國家所特有的「社會福利」,對於很多社會保障和教育水準相對低下國家的移民而言,的確是一種誘惑。此類祇圖「分享福利」的移民,給歐洲經濟帶來的是衝擊而不是助益,其結果是要逼得這些先進國家政府,必須要針對其既有的社會和金融體系進行必要的加強規制與重建,用以解決移民潮所帶來的各種後續效應。

高齡化代表高經驗歷練、高職業能力、高專業敬業精神

  在這種態勢之下,許多國際分析專家已在最近都關注到另1個極其關鍵性的議題:亦即按照目前狀況看,先進社會的國民高齡化趨勢,究竟會不會為其國家經濟帶來嚴重的決定性負向效應呢?一時之間這個關鍵性議題的答案,似乎迄今還未發現有什麼具體可徵的證據,足以佐證任何1種論述的正確性與正當性。

  但事實上,就類似歐洲這樣的先進社會而言,國民高齡化問題,並沒有給各該國家經濟帶來迄所無法解決的任何問題:因為,當先進社會的一般人口壽年在提高增加的同時,這些高齡人口的勞動時間,事實上也在同步提高增加之中;特別是在最近的幾個世紀,先進社會的「人均壽年」已然增加了一倍之多,但是從其對經濟影響的角度看,年長的勞動者並不比年輕的勞動者,在「工作能力」上表現得更差,相反的,這些越是年長的勞動者越是擁有職場工作所必要的經驗歷練、職業能力、專業精神、敬業精神和其它良好素養,而這些,卻正都是現下新世代的年輕勞動者所望塵莫及的。

越是「高齡化」國家 越是世界級先進經濟體

  今天,最弔詭的是,越是「高齡化」國家,越是擁有最龐大的世界級先進經濟體,日本、美國和德國等,正是全球經濟發展的最佳典範標竿呢。這些先進經濟國家社會的技術進步速度以至勞動生產力水準,都要比全世界其它任何地區國家社會都來得更高;從聯合國的資料比較中,更可以具體印證:越是「年輕化」的國家,越是無法取得類似的世界級先進經濟成就,烏干達、尼日、馬利和葉門等,都是最具體鮮明的例證。

  對於臺灣社會以至政府與民間,國家人口高齡化的趨勢問題,應該不必祇是用恐懼與防制的態度來面對,而是可以用類似歐盟國家的思維與理念,採取積極、正面而且比較攻勢(offensiveness)的態度與方式,有效利用與發揮人口高齡化的槓桿效益,成為厚實臺灣人力資本價值的一個槓桿新支點。


(作者為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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