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期(105年4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發行
│發行人:林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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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分鐘的演講術(47)-發現問題是基本 解決問題是王道...楊迺仁

   網路上有流傳這麼一個故事:

  董事長問:「誰能說說公司目前存在什麼問題?」100多個人上來搶話筒;又問:「誰能說說背後的原因?」 一半的人立馬消失;再問:「誰能告訴我解決方案?」 不到20人舉手;「那麼有誰想動手試一下?」 結果只剩下了五個人。 罵者眾,思慮者少,獻計者寡,擔當者無幾,這是當下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

  挑毛病、找原因、給方法、擔責任,哪個含金量更高?

  ----發現問題是基本,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違反現狀要有好理由

  只會挑毛病,自然不成,但要是挑不到毛病,就找不到原因,給不出方法,也就沒什麼責任可擔了,所以四者哪一個含金量更高?我的看法是,缺一不可。有趣的是,政策辯論要求主張改變現狀的正方,需要建立的初步解決方案:「需要性(挑毛病)、根屬性(找原因)、解決力(給方法)、損益比(擔責任)」跟這個故事還真的蠻契合的。

  政策辯論的正方,扮演的角色通常是要主張某個個人或團體正要採取或推行的一個新的特定行動,換句話說,這種「新的」特定行動,某個個人或團體現在還沒有採取或推行,簡單的說,正方鼓吹的是一個「違反現狀」的新政策。

  如在核四廠封存之前,主張核四廠不該運轉的人,就是提出「違反現狀」的新政策,但核四廠在封存後,就變成主張核四廠要重啟運轉的人,變成「違反現狀」的新政策,因此政策辯論的正方,並不會指涉特定的題目,同一個題目會因為不同的時空變化,而有所轉變,端視現狀為何而定。

  之所以要用「違反現狀」作為辯論的標準,是因為現狀在改變之後,如果無法預測可能產生的結果,就可能會遭逢不必要的風險,因此在說服任何人或團體之前,自然得先想好,有沒有理由需要?違反現狀」?否則寧可不變,以免遭遇不可測的風險。

  為了替「違反現狀」找到足夠的理由,建議為新政策辯護的講者,可以從兩個大的核心議題著手,由於每個核心議題又可以區分為兩個小的核心議題,因此可以稱之為「兩大四小」。兩大是「理由+計畫」,四小就是前述的需要性、根屬性、解決力及損益比,可以用「需根解損」的口訣來代表。

挑毛病 找原因 為應然面找到說服基礎

  在「為何」改變方面,也就是所謂的理由部份。首先要提出的是,現狀有需要改變嗎?也就是所謂的需要性。政策辯論的正方必須說明,現狀下有什麼問題或損害,因此需要改變,而且問題或損害,通常都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也就是影響的深度或廣度足夠,才能證明改變的必要性。

  以「我國應重新調高遺產稅」為例,正方可以認為,在現代社會中,任何人的財產積累過程必然存在社會環境、政府部門等的正面影響,並擁有外部成本,應以適當的租稅制度予以回收,而我國卻未能妥善回收此財富積累的公共性部分。

  因此,現狀即使有改變需要,一定有必要嗎?這是在討論現狀本身是否可以透過某種現有或修正措施來消除損害,即使現在看來有改變的需要,但卻沒有改變的「必要」。這個議題就是所謂的根屬性。

  如財產累積中的公共性部分未能有效回收,如果只是因為過往的土地交易所得稅採公告現值,或是證券交易所得未課稅所造成的,就算要改變現狀,必須設法回收此財富積累的公共性部分,也不見得要調高遺產稅。

  因此,要建立根屬性,正方必須證明現狀下的重大損害,的確是深植於(或「根屬」於)現行政策的「法令」或「心態」中,除非改變現狀,損害將無法消除。換句話說,遺產涉及的財富積累公共性部分,必須要有非常明顯的損害,才會有說服力。

  現狀的問題或損害,其實就是前述故事中的「挑毛病」,之所以不能「只挑毛病」,是因為如此無助於改變現狀,而且為了能夠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法,如果不先思考「毛病的由來」,也就是先要「找原因(根屬性)」,才能夠對症下藥。

  需要性及根屬性兩者合起來,構成了改變現狀的理由,但如果做不到「給方法」,就算毛病挑對了,也找到原因了,卻還是於事無補,方法是否可行?是否真的能滿足需要,都是主張改變現狀的人,要負起的舉證責任。

  更重要的是,就算提出改變的方法,要是方法用錯了,會不會反而會帶來新的損害呢?如果新的損害難以避免,是否值得為了改變現狀的理由而冒險?真的會是利大於弊的結果嗎?這也是主張改變現狀的人,必須要「擔責任」的部分。

給方法 擔責任 在實然面才有說服力

  所以想要改變現狀,只是有「理由」還是不夠的,如果從批判思考架構的層面來看,講者只是滿足了「應然面」的思維,如果碰到比較務實的聽眾,可能就會質疑是否有可行的計畫,以及實施計畫可能擔負的風險。

  因此,講者在講完「理由」後,接下來必須要「給方法」,提出一個可以改變現狀的具體可行計畫。一個可靠的計畫,首先必須要能滿足需要,也就是讓現狀的損害獲得減輕或消除,這也就是所謂的解決力。

  通常要證明計畫的解決力,與三項因素有關:首先是計畫確實做得到,也就是要有「可行性」;其次則是計畫不會遭遇抗拒或「阻撓」,以及最重要的,計畫確實消除了損害的根源。

  如主張要重新調高遺產稅的講者,不能只是講完「應該調高」的理由,還必須要提出「調高的方法」,如引用 Russo對美國銷售稅改革效率的推導,認為遺產稅率的最適稅率水準至少應該有28.22%。

  但就算計畫可以解決需要,計畫也可能會帶來新的損害,如果為了解決一個問題,反而製造更多、更大的問題,這種計畫當然就不可行。通常在探討計畫可能發生損害的議題時,往往會將需要性帶來的利益拿來做比較,因此這個過程又稱為損益性,講者必須要證明,計畫不會有新的損害,或是就算有,也不會比其解決的問題—即利益更大,這也是俗諺所云:「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所在。

  為了增加比較損益比的說服力,講者不見得只是比較需要性跟弊端何者為重,也可以一併說明計畫在實施之後,所可能產生的附加利益。如重新調高遺產稅後,可以將徵收來的稅款投入建設,甚至會有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

  唯有正視計畫可能帶來的弊端,積極面對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才是一個願意為改變現狀負起責任的講者,因為唯有證明改變現狀利大於弊,現狀才有改變的必要。

「挑毛病、找原因、給方法、擔責任」

  說服架構的基礎,主要就是建立在「挑毛病、找原因、給方法、擔責任」這四個要素,而且缺一不可。因為對不想改變現狀的人而言,如果現狀好好的,何必改變呢?就算有改變的需要,真的跟講者希望改變的事情有關嗎?就算有關,講者是否能夠提出一套有說服力的計畫?而且計畫實施的副作用,會不會反而讓人感到得不償失?

  以是否要重新調高遺產稅為例,反對的人可能不會同意過往財產累積中的公共性部分未能有效回收,就算沒有回收,原因也可能是來自於過往土地交易與資本利得稅制的缺漏,而非遺產稅。

  就算遺產稅真的能夠有效回收過往財產累積中的公共性,也不代表正方的計畫可行。如反對的人可能會質疑提高遺產稅稅率的計畫解決利,包括調高稅率會增加逃稅的誘因,富人逃稅手段非常多,加上現代社會資金移轉方便,導致實際可課徵到的遺產稅金額無法如預期提高。

  此外,遺產稅提高後,也可能產生一些弊端,如提高遺產稅將侵害租稅公平,因為每人財富累積中存在的公共性不同,適用同一稅率不公平。而且因為富人容易避稅,實際上可能只會課到高階白領,反而加深不公平。

  此外,一旦實際課徵金額無法如預期提高,徒然浪費成本。還可能造成富人為規避遺產稅,而到海外投資或置產,造成資金外流等問題。

  因此,想要說服聽眾,現狀需要改變,只是想到理由及計畫,還是不夠,而是要經得起反對者的挑戰,為了能夠提升內容的說服力,講者下一步應該是要「找證據」,講者在思考內容時,就應該思考在特定議題上,可以找到什麼樣的證據。

  因此,想要讓內容有說服力,就得找到有說服力的證據。切記,想要達成說服目的,關鍵不在「你相信什麼」,而是「你能證明什麼」。

 

(作者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講師,本中心「高階人員研究班」、「初任簡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究班」講座)  

 

 

 
民國86年1月創刊,95年2月改版為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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