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期(105年10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發行
│發行人:城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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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分鐘的演講術(53)- 網路讓演講變得更重要 公眾溝通需要學習辯論....楊迺仁

 

  演講作為公眾溝通的最早形式之一,西方的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反觀東方世界,有關演講的專業論述,卻相當少見。探究其因,其實跟社會文化制度的演進,有著密切相關的因素。

口語溝通的興起與式微

  古希臘羅馬時期,同時也是民主思想在西方萌芽的時期,以希臘城邦為例,西元前五世紀時,希臘人視城邦制度為最理想的政體。發展成熟的城邦是讓自由公民不具約束地表達意志的自治社會,而不是代表神明、世襲國王或祭司旨意的社會。

  如希臘當時最大的城市-雅典,就是將統治權力交給城邦中的多數人,人們經常聚集到雅典城的廣場中,舉行「雅典集會」或「雅典公民大會」,對城內的事務進行探討和投票,任何人都可以提議議題來投票,每個人都需要進行表決(投票人數至少要超過六千人),結果採用多數決,再交由「五百人會議」落實。。

  甚至連司法體制,雅典也是讓人民充分參與。城邦每年必須選出六千個三十歲以上的公民,擔當民眾法庭的陪審法官(dikastes),再根據案件性質組織規模大小不同的「民眾法庭」進行訴訟。

  換句話說,包括行政(五百人會議)、立法(公民大會)及司法(民眾法庭)體制,雅典都認為由多數人民參與所做出的決定,會比一人擔任的執政官,來得更公平及公正,也因此雅典往往被視為民主政治的起源與基礎。

  由於人民在參與三大體制的過程中,往往需要用口語方式表達意見,而且是同時要設法說服不特定的多數大眾,因此也成為「公眾溝通」形式的濫觴。但後來因為羅馬帝國體制興起,一般人民無法再參與政治事務,而且獨裁體制之下,任何人都可能因為直言而賈禍,以言而入罪,也導致「言多必失」、「沉默是金」的思想開始盛行,口語溝通在公眾溝通的價值也就漸漸式微。

  至於東方社會,甚至連雅典城邦曾有過的機會都沒有,尤其是中國,歷經三千年以上的的帝制獨裁。所謂的「演講」價值,往往都只是用來取悅皇帝,或是用來作為教育現場的工具,以及設法博得大眾歡樂的表演形式(如說書或單口相聲),也讓演講原本的三大目的-告知、說服及感動,最後只剩下告知及感動,說服的價值一度因此而式微。

民主及網路讓口語溝通重新得到重視

  雖然民主思想後來在英法美等國,重新得到重視,但當時由於印刷技術已經成熟,文字傳播的速度遠超過口語,後來更因為電子傳播技術,要說服公眾,透過廣播或電視跟公眾接觸,雖然無法像面對面接觸一樣,可以互動及分享彼此的觀點及看法,但就傳播速度及範圍的角度來看,透過媒體來傳播(不是溝通,因為缺乏互動及分享),來得更有效率,口語溝通在公眾事務參與的重要性,仍然未見起色。

  直到網際網路時代來臨,加上自媒體、社交網站的出現,任何涉及公眾事務的話題,都可能需要面對民眾溝通,加上影音直播技術已然成熟,只要有一隻能上網的智慧型手機在手,人人都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可以影響幾百人甚至幾萬人的傳播者,加上大眾傳播媒體因為競爭過於激烈,市場被瓜分殆盡,收視率往往只剩1%,影響力因此大減,更讓網路因此成為現今公眾溝通的主要媒介。

  網路溝通其實與演講,有著許多類似之處。首先就是訊息傳播的對象,往往都是不特定的大眾,而且聆聽的民眾,往往可以透過留言板馬上回應,如果傳播者是用影音直播,溝通形式與演講已經幾乎沒有兩樣。

  也因次在進入21世紀後,與公眾事務相關的演講活動及組織,重新得到重視。在美國,有TED Talks,在台灣也有TEDxTaipei,每一年的年會演講主題,都是以關心近代社會發展有關,而且都會透過網路直播每一場演講活動,每一場演講都是座無虛席,互動熱絡。

  更重要的是,過去的演講因為傳播範圍小(演講場地可能只能容納上千人)、傳播速度慢(早期只有專業媒體有直播能力)、缺乏儲存資源(攝錄影裝置並不普及)的限制下,傳播效果遠遠不及印刷及電子媒體。

  如今可就不同了,講到傳播範圍,臉書或Youtube的影響範圍是用千萬在計算的,許多名人個人在傳播資訊時,往往也都可以跟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粉絲直接接觸,透過分享功能,即使只是一般民眾,也有可能影響幾十萬人。

  如在2015年因為食安風暴而掀起的「滅頂」行動中,有一位台灣的女導遊,希望大陸能一起加入台灣滅頂的行列,因此在遊覽車上跟大陸觀光客說明「滅頂」行動的原委。卻因為當時的「演講」被拍攝下來上傳到網路上,一夕爆紅,甚至讓康師傅憤而提告,可見演講的影響力,已經因為網路而無限放大。

網路加演講 影響力超大

  如果沒有網路,這段「台灣女導遊」的演講,可能就只有在場的大陸觀光客看到,就算透過口耳相傳,每個人頂多只能影響五到十個親友,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會得到轉述,影響力不可能有多大。

  但現在有了網路,演講被散佈的可能大增,即使是不在現場的人,也可能會因為認同演講內容,就算不認識演講者,而分享在自己的人際網路中。於是一傳十、十傳百,演講的影響力也就因此而擴大。

  如在臉書上有一位「張肇烜」醫師,就在他的個人粉絲專頁上,分享了這段「台灣女導遊」影片,雖然他的粉絲人數僅有一萬多人,卻有三萬多人分享了這段影片,顯然就是粉絲的朋友也跟著加入分享,這段影片的觀看次數也因此高達250萬次以上,如果加上其他社群媒體的播放次數,這段演講影片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圖1:張肇烜臉書截圖

  事實上,愈來愈多的公眾事務,不管是用會議或公聽會的型態,都已開始利用網路直播,不管是出席的學者專家,或是列席的政府官員,抑或是旁聽的民眾,每一個發言的人,其實就是在發表一篇演講,如果意識或掌握演講在公眾溝通的過程中,應該注意的重點,任何的發言都有可能失言,進而造成後續的許多困擾。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演講的影響力因為網路而放大的同時,每個演講者的責任也變得更大。就像「台灣女導遊」影片中的女導遊,雖然有可能達到她散佈訊息的目標,但除了可能官司纏身外,如果散佈的訊息有錯誤,對於被散佈的對象,其實也構成相當程度的傷害。

有效做好公眾溝通 每個人都要學會講理

  想要避免傷人又傷己,自然就是得設法提升每個人口語溝通方面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口語溝通的領域中,不只是演講,還包括辯論,其實都與公眾溝通有關。

  因為演講雖然因為有說服的效果,加上網路的方柱,可以大幅改善傳統演講的缺點,但要達到公眾溝通的目的,每個人不僅要有說服他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還要有能力能夠用理性的方式,反駁其他人不同的觀點。

  換句話說,只是熟悉演講技巧,可能有助於傳達意見,甚至只要接受訊息的民眾沒有既定成見,都有可能透過演講來扭轉民眾的看法。但如果在此時,卻跳出一個人,提出不同意的觀點時,對民眾而言,等於聽到兩種互相衝突的意見,民眾會支持哪一方,就很難說了。

  對已經有既定成見的民眾而言,哪一方的意見有道理,其實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因為這種民眾通常不會認真聆聽不同意見的一方,就算自己支持的一方沒道理,也會自己找理由去支持自己支持的一方,簡單的說,就是絕對不會認輸。

  前述這種現象的成因,源自於所謂的「認知一致性」,亦即當個人擁有兩個彼此相互矛盾的認知時,會因此產生不安與緊張,因此,人們總是會設法尋找一連串的理由,來不停的支持自己一貫所支持的態度和立場,以減少認知的失調。

  民眾一旦已經有了既定的支持對象,即使發現心目中理想的政策,與原先預期不符,也寧願以「選擇性暴露、理解與記憶」方式,來處理與自己立場不合的意見。

  但如此一來,社會就會變成「理盲又濫情」的世界,每個人在發表意見時,自然也只會想到跟自己的支持者「取暖」,而非設法跟「異議者」溝通。想要在出現異議時,還能夠做到有效溝通,不管是不同意見的雙方,或是聆聽雙方意見的民眾,都需要具備「探究是非」的態度及能力,而這也是辯論活動對於促進公眾溝通有效性的原因,因為只有設計合理的辯論制度,才能有效幫助行政、立法及司法的民主政治運作,讓不同意見的人們,能夠找出一個能讓彼此口服心服的方向。

 

(作者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講師,本中心「高階人員研究班」、「初任簡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究班」講座)  

 

 

 

 

 

 

 
民國86年1月創刊,95年2月改版為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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