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4期(105年11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發行
│發行人:城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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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分鐘的演講術(54)-辯論方式不只一種 不同目的適用規則不一樣....楊迺仁


 
   通常在需要溝通的時候,就表示兩個人之間的對某事的看法不同,也就是發生衝突。想要化解衝突,只能靠溝通來設法尋求兩個人之間的共識,如果兩個人願意各讓一步,也許就能找到兩個人都能接受的作法。

  但如果兩個人都不肯讓步呢?其實在民主社會的運作中,這種無法溝通的衝突,其實在所難免,不管是在政黨選舉時、民意代表表決議案,或是司法審判原告及被告兩造雙方,其實都是衝突不斷的過程。

不講理的效果來得快去得也快

  化解衝突的方式雖然很多,但有許多方式卻是用「不講理」的方式來完成。如不講理的人可能選擇講「權」,也就是強調自己擁有的官位或地位,同時伴隨自己因此可以給予對方的「好處」或「懲罰」,希望對方能因此選擇讓步。如小孩子不聽話時,有些父母就會表示:「如果不聽我的,這個月的零用錢就沒了」或是老闆要求員工在例假日加班,員工卻依法拒絕時,老闆卻暗示可能會影響未來的升遷時,都是在用「權」,而不是講理。

  另一種化解衝突的方式,就是強調「力」,也就是暴力或武力,這是以威脅他人的人身安全,來迫使對方接受你的看法。許多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衝突,往往就是用武力兵臨城下,逼迫對方順從。

  許多人喜歡用「權」或「力」來化解衝突,主要是因為這種方式的效率比較高,可以在短時間內就看到成果。但不管是用「權」或「力」,選擇退讓的一方,往往是「口服心不服」,一旦有更大的「權」或「力」介入時,就可能會見風轉舵,或是自己在取得更大的「權」或「力」時,馬上翻臉不認人,不但沒有化解衝突,還可能製造更大的衝突。

  但對擁有權力的人而言,願意將自己的權力放下,與對方平起平坐進行辯論,其實是相當難得的,也更容易得到外界的肯定,加上擁有權力的人,通常也擁有比較多的資源,也比較有可能讓「不講理」的人願意配合辯論,也讓有權力的人,其實反而是最適合來主導辯論的進行。

  但也正因為這種人很難得,在與擁有權力的人論辯前,最好先弄清楚他是真的能將權力擱在一旁,以免以講理講到一半,他就忍不住使用權與力了。

  權與力屬於不講理的「硬招數」,不講理的人其實也可能使用「軟手段」。第一招是講「人」,也就是用人的關係作訴求。當某人表示「愛我就要聽我的」或是「如果你挺我就不要反對」,等於是要求對方「對人不對事」,與講理應該訴求「對事不對人」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

  第二種軟手段是講「情」,也就是透過激發情緒來影響他人的行動。不管是大哭、下跪、發誓或是高喊「寧可切腹自殺」之類的情緒話語,都是希望藉由這些純粹訴諸情緒的話語,希望能激發其他人恐懼、憐憫、憤怒等情緒,而衝動做出決定。

  前述的軟手段,因為都是「對人不對事」,如果你的人本來就有得到對方的認同,要化解與對方的衝突,確實是相當容易的事情,但只要對方發現更值得信任的人,你的人的影響力就會開始消退,而對方一旦發現配合後會帶來嚴重的負面效果,也會馬上對你的人產生不信任感,想要訴諸「人」的效果也就會跟著大打折扣。

  大多數人為什麼會喜歡用「權、力、人、情」來化解衝突?那是因為大多數人並沒有經過嚴謹的思維訓練,容易受自己的情緒左右。因此在碰到衝突時,關心的不是「衝突」本身,而是溝通者的「表現」,以此來檢驗其人格特質,是否與自己一致,進而決定是否要支持。

  但這種以「感性為主」的說服途徑,效果來得快,去得也快,難以持久。因此只有「說之以理」,才能讓化解衝突的效果夠持久。但理性訴求的前提是,參與者必須要有聆聽的動機,如與自己利益切身相關的主題,或是基於職責有聆聽的義務(如法官),同時要有深思的能力,如對於衝突主題是否有足夠的背景知識,更重要的是,是否具備獨立批判的思考邏輯能力,而這也是辯論活動最重視的能力。

辯論活動的目標應該是說服第三方

  當「講理」能力成為辯論能否產生正面效果的關鍵時,就可理解為何有許多辯論無法順利進行。以「人際辯論」為例,本來應該是人們對某項議題意見不同時,要透過「說理」來相互說服,使對方接受個人意見的人際溝通過程,至少需要以下四項條件,才能讓溝通有效進行:

(1)兩個以上的人發生異議。
(2)他們願意透過溝通化解異議。
(3)他們以探討「誰是誰非」作為化解異議的主要標準。
(4)他們允許對方對自己的講的理提出質疑與挑戰。

  但只要其中有一個人「不講理」,自然也就無法透過「說理」來化解衝突。但就算兩個人都想要講理,「誰是誰非」的標準,要由誰來決定?兩個人如果不能相互理解,都堅信自己是對的,就很難產生任何有意義的結果,甚至可能忍不住改用「權力人情」來說服對方。

  事實上,前述的政黨選舉、民意代表表決議案,或是司法審判的原告及被告的衝突情境,參與的人恐怕都是「堅信自己是對的」,如果沒有一種講理機制來化解衝突,民主政治的運作自然就會陷入「理盲濫情」的尷尬情境。

  這也是正式的辯論活動,已經成為近代民主社會運作的基石。因為在各種正式辯論中,最常成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有三類:司法辯論、議事辯論以及競選辯論。這三類辯論都具有四項特色:明確的辯題、明訂的辯方、明文的規則與中立的裁判。有趣的是,這三類正式辯論剛好與民主制度的三大部門——司法、立法與行政有關。

  尤其是裁判方式,多半都是由第三方作裁決,在政黨選舉或民意代表在議會辯論時,自然就是由選民做裁判,如果是在法庭上,自然是由法官或陪審團員當裁判,參與辯論的人的說服目標,自然也就不像人際辯論,是以說服對方為目標,而是要以說服第三方為目標。

  第三方是否具備「講理」的能力,自然是正式的辯論活動,能否有效進行的關鍵,許多人不喜歡辯論的原因,往往也是因為不信任裁判是否有能力做出公正的裁決。

  但只要您會憂心在面對重要公共議題時,人民有可能會因為權力人情的介入而捨棄講理,就只能透過某種法令規章來將正式辯論制度化,強制要求在特定議題上產生異議的各方,必須經由辯論途徑來化解分歧,再設法透過教育及宣導,訓練民眾具備講理的能力,才有可能讓民主社會的運作,步入正確的軌道。

  畢竟,民主不能只是賦予民眾選擇的權力,更重要的是,還得要賦予民眾選擇的能力。

  此外,由於人類有許多事務,都會因時因地而改變,而且在沒有實施之前,結果也都是不確定的,無法透過絕對知識或實證測量來決定。如即將在110年上路的大學多元入學考試改革方案中,在第一階段的學科能力測驗(暫定)考科,是否要納入社會考科與自然考科?還是列入第二階段的分科測驗即可?兩種政策孰優孰劣,就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

  由於任何議題都要經得起仔細的探究與辯證,才能被視為真實。因此許多民主國家都會利用辯論活動,來作為檢驗以議案方式呈現的假設方式,用來檢驗其概然真實。

  所以辯論之後所產生的結果,當然不能代表百分之百的真理,只是在設法降低不確定性,因此在辯論活動勝出之一方,並不代表就是正確的,但透過辯論過程對各種主張的嚴謹探究,配合完全且自由的討論,以及能夠促進真理和正義浮現的辯論系統,真理才有可能會從這樣的互動中出現。

  換句話說,任何主張在沒有辯論檢驗過之前,都還不能稱之為真理。如美國總統選舉過程為了幫助美國選民做決定,舉辦電視辯論會早已成為慣例。以2016年大選為例,希拉蕊與川普就進行了三次電視辯論,而兩人在代表自己的政黨參與選舉之前,更是在黨內初選經歷幾十場辯論,都是希望能夠透過正式辯論活動,讓選民能夠比較出,誰才是未來理想的美國總統。

  但從希拉蕊及川普這三次電視辯論的過程中也可看到,就算是正式辯論活動,參與辯論的人也未必真的就會講理,作為第三方裁判的民眾,也未必全部都是講理的人,但只要講理的人的數量達到一定的比例,就可以讓辯論結果產生影響力,讓講理的人能夠在最後結果中勝出。

 

 

(作者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講師,本中心「高階人員研究班」、「初任簡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究班」講座)  

 

 

 

 

 

 

 
民國86年1月創刊,95年2月改版為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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